冯敏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京城之恋》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近年潜心于史，已出版系列历史文化大散文《历史上的60年》《中国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国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15次中兴》。

一、关于我的历史随笔系列

我主要想写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5部，其中历史题材2部。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兵部尚书佚事》，写我家乡明末兵部尚书李春烨与诗妓景翩翩的故事；第二部是《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第三部是《古典之恋——孔子浪漫史》，已经写出初稿，这时发生些“意外”，压缩成中篇暂搁（最近结集出版），集中精力转去写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我介入历史文化大散文纯属“意外”。那是2008年夏，组织国庆60周年献礼，当地作协问我有没有选题。我说这些年写历史小说，没考虑现实题材。然而，忽发一念：历史与现实该有某种可比性。比如孩儿几岁学说话，几岁学走路，古今中外应该差不多。你孩子半岁会走路，显然早熟；他孩子七八岁还不会走，显然有问题。国家也类似，建国立朝后大概多少时间内战或内乱该结束，转而发展社会经济，又大概多少时间积弊得改革，等等，也该有某种可比性。把这种可比性写出来，该具有某些特殊的参考价值。但我没把握，连夜打电话向福建人民出版社刘进社主编讨教。没几天，他给我答复：咨询了一些专家学者，觉得这选题新颖，决定采用。于是，我夜以继日地写，修改是在福州与编辑当面讨论，仅半年左右时间，这本15万字的书就上市了。

《历史上的60年》聚焦西汉、东汉、东晋、北魏、唐、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元、明、清13个朝代建国60周年之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并对于有些朝代何以相对“长寿”，而更多何以“夭折”，从天时地利人和角度作了纵向剖析。出版后反应不错，上过一个排行榜，《人民日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发过书评，光明日报《书摘》杂志等摘转过，当时省作协秘书长张冬青还叫我送去评奖。我说：这本书太匆忙了，有些硬伤，我不能骗自己，下次吧！

不久又“意外”发现：尽管国人有着浓重的“盛世情结”，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盛世”字眼，可是《辞海》、《辞源》却都没收入“盛世”词条，从网上查也没发现相关研究专著。我觉得是专家学者遗留一座金矿，便一头扎了进去，梳理出历史上的“盛世”共43个，其中盛世6个、治世22个、中兴15个，很快写出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盛世》一书。这本书全面梳理了中国历史上43个盛世，着重描述成康之治、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元嘉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咸平之治、永乐之治、康乾盛世13个盛世景象。省作家协会主席杨少衡老师为此写了序，题为《盛世的文学表达》，予以鼓励。

写完盛世，很自然想到乱世、末世，于是紧接写了《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国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电影慢镜头加特写的方式生动再现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12个朝代最后10年的覆灭过程，并分别对其另一种结局及国家永恒的可能性作了探讨。

在《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正如每一个老人死前都病过多次，每一个家天下覆灭之前也都成功地救亡过。试想：西周之初不是就有王族管叔鲜等勾结前朝残余及外国势力叛乱吗？可是摄政的周公成功平叛，并开创盛世；西汉之初不是有“七王之乱”吗？刘恒也成功地平息，开创盛世；北宋之初辽军不是也逼近都城开封吗？可是赵恒挡住了，也开创盛世……枚不胜举。如果不积极作为，勇于并善于化险为夷，那时候就非常可能是他们末世，而根本没有上百年后幽王、刘欣及赵佶之辈的机会！

掩卷而思，我在“每一个王朝覆灭之前也都成功地救亡过”问题上来回踱步，徘徊不已。成功地救亡并开创新的盛世，显然比失败而覆亡更值得探究。我觉得：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改革是拯救危机，失败即陷入末世，成功则死里逃生。将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结出来，对于我们今天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于是，我又将15个中兴单独写一本，这就是《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仍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本。

我4部历史文化大散文总的特点两个，一是如马勇老师序文所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中国例证、中国范式，换言之是独特的视角，专家学者也忽略的视角，也就是说较有文化价值，所以我宁可中止尚不入流的小说创作改而来写这些。二是如杨少衡老师序文所示《盛世的文学表达》，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而不是学术的，归类也称“历史文化大散文”，或者“历史随笔”。

二、中兴的定义、特点及与改革的关系

我梳理出来的15个中兴是：夏朝“少康中兴”，商朝“盘庚中兴”、“武丁中兴”，西周“宣王中兴”，西汉“昭宣中兴”，东汉“光武中兴”，北魏“孝文中兴”，唐朝“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辽国“景圣中兴”，南宋“建炎中兴”，明朝“弘治中兴”、“万历中兴”，清朝“同光中兴”。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具体介绍每一个中兴，每章分积弊、新政、后续、反思4节。下篇《中兴的经验与教训》，分《小结：中兴特征》《揭秘：中兴与改革》《警示：改革风险》《剖析：改革层次之辨》《沉思：文化的此岸与彼岸》《畅想：明天之历史》，共6部分。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着重介绍下篇内容，穿插简单介绍几个中兴。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老师为这本书写了序，题为《走出兴盛衰亡历史循环》。其中，马老师写道：

冯敏飞先生的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

有人认为马老师这话对我的书评价很高，我说误读了！我觉得马老师这话的意思应当是：法国当时对于旧制度的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对于旧制度的改革进行对比。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因为它带来太多血腥恐怖，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折腾了好长时期。而从我梳理的情况看，中兴可谓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中国例证、中国范式，令我们现代读者感慨良多，启示良多，鼓舞也多。

中兴的概念，《辞海》定义很简单，就“复兴”二字。南宋王观国注解比较详：“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在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这里揭示两个特点，一是“在一世之间”，二是“王道衰”。中兴的反义词是“中衰”，好像只有“康乾盛世”之后的“嘉道中衰”，即嘉庆与道光这一段时间。

中兴很不容易。“建炎中兴”之主赵构曾叹道：“祖宗创业困难，中兴也不易，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坠者欲举，然大不容易。此实艰难，朕不敢不勉也。”

中兴的奥秘在于改革。改革的同义词有：维新、变革、变法、更化等等。改革是一种常态。人类的历史，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开始，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现在信息革命，一步步改革而来。苗枫林在《世界改革史》序中写道：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不断变化和经常改革的。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其社会制度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变治、变强而兴，就是因变坏、变乱、变弱而亡。

从这段话中，我们还应认识到：改革并非褒义词，并不是你一举改革的旗帜就多好，就多先进多进步，不是的。有好的改革，也有坏的改革。有的改革是向前的，有的改革是后退的。改革应该是中性词。

对于改革必要性，历史上早就有诸多清醒的认识。如春秋战国时赵武灵王说：“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汉武帝刘彻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北宋著名大臣范仲淹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慈禧太后在挑战世界失败之后，也深刻地认识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以，清大臣龚自珍疾声呼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兴即成功的改革才15个，太少了，失败太多！失败最典型是嘉庆。嘉庆是乾隆的下任。乾隆那个“盛世”，养出最大贪官和珅。嘉庆亲政后没几天，就把和珅抓了，大家欢呼：新政开始了，中兴开始了！但没几天，嘉庆又回到乾隆的老路上去了，讲究守成，结果越弄越难，经常哀叹：为政难，到了我这任皇帝特别难！张宏杰在他《坐天下》书当中有一句评论，我觉得非常到位：“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是啊，你祖先入关时那种勇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革命与改革精神，你校法了吗？

历史上的盛世（包括治世、中兴）是陆陆续续地推出来的，有些是本朝自吹的，没有统一组织评选，标准不一。再一个情况是，儒家有偏见，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不认可。比如商鞅变法，虽然商鞅被处死，从个人来说他失败了，但他的改革没有中断。当时，各个诸侯国相继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秦国的改革不是最早，但是坚持最好，所以成就最大，最后统一六国。柏杨说：“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但对于这样的改革，儒家不予认可，不会认为秦统一是一次了不起的复兴。

改革不是中兴的充要条件，并非只要一改革就能复兴，但改革是中兴的必要条件，没有改革就没有复兴而言。

15个中兴，前面3个因为不是信史时代不计，后面12个平均每个31年，最长景圣中兴62年，最短会昌中兴只有6年。计算方式，一般从当事帝王上台到下台（死亡），其实水份很多。比如弘治中兴，朱佑樘总共才活了36年，任职18年，后面十年被历史学家视为昏君，“赋重民困未有重于此时”。挤掉水分，只剩8年。

从质上看，更令人遗憾。我曾在《中国盛世》中写道：“我们现代，只要有民主法治，物质上稍温饱，幸福指数就要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盛世！”我多次强调：我写盛世并不是为了歌颂历史上的盛世，而是为了弄清真相，总结经验与不足，以便创造我们自己时代更加美好的盛世。中兴也如此，很有局限性，比如弘治中兴只有一些经济，武丁中兴只有些武功，少康中兴只是把政权夺回来，内涵很单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中兴往往变成回光返照的代名词！清朝的末年距中兴只有17年，西周是11年，西汉跟明朝都20多年，北魏30余年，唐40余年，你说那些中兴的含金量多高？中兴的教训诸多，最惨痛的教训就是这条。

三、改革中兴为什么会失败

扑克牌80分玩法有条“革命”规则，即你手上的牌≤15分时，有权将该局推倒重来，极富“中国特色”。重新分发的牌肯定不一样，利益格局调整了，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手中牌好坏，与改革的态度成反比，即牌越好的人改革态度越差。

但改革远没有玩扑克牌那么单纯，新的利益集团也不一定全心全意支持改革。改革还有一点不比扑克牌，就是没有游戏规则可言。当然这是指集权条件下，民主社会自有法律可做仲裁。专制社会中的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冲突往往很激烈，甚至可能如王安石所遭遇那样“与战无异”，引发政变与内战也不少。

古今中外改革与革命基本目的，无非是“均贫富，等贵贱”，即努力消灭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说是利益格局调整，重新洗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实行改革，“食有劳而禄有功”与“因能而授官”是两大基本内容。其后，历代改革也大都以此为主，包括辽、金、夏等少数民族封建化改革也如此，清末的民主化改革更是如此。可以说，权贵阶级是古今中外革命与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区别只是自己主动改革，还是被动让别人来革命。这就注定了权贵阶级的改革积极性天然最差，只有少数精英可能超脱私利的束缚。“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向慈禧作最后请示，长跪两小时。听完汇报，她明确要求：“你的新政只要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州第一族的权利，我就不反对。”改革一实施，大批贵族觉得“满州第一族的权利”受到损失，立即疯狂反对，慈禧果然果断地扼杀。

明时著名学者王夫之评论宋仁宗赵祯：“计此三十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帝王“无定志”，由他们尴尬角色所决定：既是旧的利益集团总头目，又是新的利益集团总代表，所以在变法中往往患得患失，飘忽无定，难有坚定者。因为风险，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一般选择做个“啃老族”，美其名曰“守成之主”，将弊政粉饰为鲜花，击鼓传花传下去。常常是弊政击鼓传花传不下去了，帝王才可能勉强同意改革。改革顺利，千好万好，但这种情形几乎没有。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真正否定前任，因为改革的是汉室，刷新的也是汉室，而不能改革汉室刷新是唐室。所以，一般只能将血污的、破残的四壁粉刷油漆一下，而无法轻装上阵，包袱比蜗牛重。

百姓常常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对有些改革并不欢迎，甚至反对。万历时期，首辅王锡爵对吏部尚书顾宪成抱怨：“现在真奇怪！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对。”顾宪成纠正道：“应该这样说才对：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不对；外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认为对！”这话有点像绕口令，但生动地揭示了朝野、官民对立的严重程度。当然，百姓更多是盲动的。王安石改革失败后，深刻检讨说：

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之臣，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

正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庸人“和之于后”——通俗地说就是“瞎起哄”，成为奸人的帮凶，助长了反对势力，才使得改革大业“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

以上是分析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改革者也有一些问题。正如剧作家姚远指出：“商鞅有他的正确性，但他身上也有很多不善良的地方。他是个可敬但是不可爱的人，他的失败和他自己的性格、法家的偏执是有一定关系的。”具体看，每一个改革家都有他自身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缺陷与操作失误，例如王安石“拗相公”脾气，张居正玩弄权术且不廉洁等等，在此就不展开了。这里，着重讨论一些共性问题，比如果把握时机。

理论上说，要有忧患意识，防范未然，及时发现问题，主动采取措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我家乡俚语说：“病越拖越重，官司越拖越轻。”医生也常教导：重在预防，要常体检，有病早治。可一涉及帝王，就不能按常理论。“讳疾忌医”典故，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帝王就不喜欢医生说他有病，不喜欢民众批评朝政有隐患。只有等他自己感到痛了，才可能承认有病，承认需要医生，连大黄（人粪）、红丸（月经）之类都肯吃。可是，这时候往往太迟，扁鹊已逃走，蔡桓公只能等死。当今社会还常发生“医闹”呢，扁鹊要是不逃，让蔡桓公死在手术台上，会有好结果吗？

我小说《孔子浪漫史》写孔子与南子联手编《诗经》，当然这是虚构的。小说中孔子（第一人称“我”）周游列国后期，子贡回来说：齐定公病危时候，太子明的地位岌岌可危，大臣伯生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帮太子稳定地位，顺利接班。没想这新君屁股没坐热，就对伯生妻子生邪念，公然追到伯生府上。伯生好言相劝不听，定公还拿伯生的绿帽子赏人取笑。伯生忍无可忍，以捉贼名义将他弑了。君不君，臣不臣，何事成啊！孔子听了却说——

好事！我看是好事！子贡糊涂了：哦——？先生……先生说君不君、臣不臣是……好事？我说怎么不是好事？你救过人吗？我是说河里救人，要看时机，让他先喝几口水。不然的话，力气还大，很容易把你拖住。没把他救上来，你一起沉下去。所以，一定要等他喝几口水，挣扎不动，再拖上岸，救了他又不受连累！子贡说我没下河救人，但这道理一听就明了！

我说那你肯定长过疱疔吧？他说那是有！小时候，经常长，大了……现在……当然少……我说治疱疔也得看时机！时机不成熟，疱疔还红，弄它，又痛又不会好。只有等它烂差不多，形成脓包，只要轻轻把那个小小白白的脓头挤掉，不会痛，又快好。只有烂透了，才可能好彻底！

子贡惊叹：真是这样！先生理喻至深！我进而说世事也如此！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也得等它崩得没力气反抗，坏到变脓头，才能摧枯拉朽，化腐朽为神奇！否则，很容易……运气好成烈士，但十之八九运气不好，成无谓的牺牲品。操之过急不行啊！我这辈子很多事就坏在急性子上！所以，我现在一听哪国君王腐败残暴，只会感到欣喜！因为，离改朝换代那一天更近啦！礼乐之治不远啦！

原来……先生望更远了！子贡赞道。我说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不急了，不怕把希望寄托给子孙后代！现在，我只求把礼乐抢救下来，流传下去——种播下去，总有一天开花结果！

在这里，我想突出一个挽救时局的问题。跟河中救人、治疮疔一个道理，太迟肯定不行，可是太早也不一定行，不一定会顺利！

五、改革的层次剖析

我想从改革力度的视角，将历史上的改革分为这样四种类型：一是锯箭式改革，二是止痛式改革，三是疫苗式改革，四是滋补式改革，前两种为浅层次，后两种为深层次。

●锯箭式改革。

改革是治理危机，拯救国难，与治病救人诸多相似。《笑林广记》有个故事：一名中箭的士兵治伤，医生将露在外的箭杆锯掉，而不管留在肉体内的箭头。一般来说这只是笑话，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没有。《广州日报》报道：哥哥玩气枪不小心射中妹妹，以为只是擦破皮，将伤口包扎了事。十年后她觉得伤口隐隐作痛，便到佛山市顺德和平创伤外科医院检查，医生从她大腿里取出当年的子弹。可见，这比喻并不荒谬。锯箭式改革挺常见。他们满足于解决表面问题，得过且过，不管事后洪水滔天。如宣王中兴、元和中兴和万历中兴等等，明显都属于锯箭式改革。

“安史之乱”有一系列偶然因素，当然更有必然的因素。好不容易平息，可是产生安禄山的土壤——藩镇问题并没能铲除，虽然解除一时执政的危机，并没能解决大唐王朝的危机。此后，相继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三次复兴，都对藩镇问题做过一些手术，但这些节度使好比那箭杆，张三李四是一根根一次次锯掉了，可是箭头——制度问题始终在肉里头，没几日旧病复发。最终，大唐不是亡在造反的黄巢手里，而亡在镇压造反的朱温手里。朱温本来是黄巢的大将，看黄巢成不了气候，反叛到官方，皇帝赐名“朱全忠”——实指望他全心全意忠于大唐。然而，经过十来年拼杀，将其他军阀吞并差不多，他却逼唐昭宗李晔“禅让”，朱全忠变成全不忠，改国号为“大梁”，彻底终结289年的大唐。换言之，肉里的箭头终究发作，直接要了大唐的命。

●止痛式改革。

面对呻吟不已的病人，医生也急，不忍心看他继续痛苦，于是给服止痛片，或者注麻醉剂。病人不痛了，微笑道谢，医生也就此满足。至于那病，留待下次，或者留给别人去治吧！这类医生实际上应该很少。较多出现是对那种癌症晚期病人，医生感到回天无力，百般无奈，只能给些麻醉药，让他减少痛苦，也算尽职。与锯箭式相似，但有所不同，稍尽医德。像这种治疗方式的改革那就多了，如少康中兴、盘庚中兴和大中中兴等等。

赵佶嗜好珍奇之物，如太湖、灵壁、慈溪、武康的花石，浙江的花竹、海错，福建的荔枝、龙眼、橄榄等等。各地竞相进贡，一次十来船，过长江、黄河得毁桥凿城。因为一批货船称一纲，所以这类贡品特称“花石纲”。官府特设机构“奉应局”，专门负责相关事务。这类官员到处搜寻，发现一块奇石一株异草，宣布为御用，责令百姓小心看护，稍有差错就得追究。这样，百姓闻花石纲色变。太学生邓肃认为花石纲害民，写诗劝谏，被放归老家。1119年底，发生被写进《水浒传》的宋江起事。赵佶不以为然，只是颁旨招安。招安没用，赵佶才意识到严重性，全权委托童贯去镇压，并明确授权说：“如果事态紧急，就以诏书名义行令。”童贯到了东南地区，地方官汇报说：“反叛难平，只因为花石纲扰民太甚。”童贯便依据授权发布“罪己诏”，宣布一些改革措施，重点是撤销苏州奉应局，罢停花石纲，以平民愤，顺利平叛。然而，时局稍缓，伤口止痛，尚未愈合，宰相王黼就发牢骚：“百姓造反是茶法、盐法太严激起的，跟花石纲不沾边！童贯这人太老实，被小人蒙骗，把责任推到陛下身上，下什么《罪己诏》，实在是无能！”听这么一挑拨，赵佶感到委屈，随即下令恢复苏州奉应局，继续大行花石纲。4年后，金灭辽，转而大举攻宋，危在旦夕，赵佶这才真正重视起来，连忙又下《罪己诏》，诏令立即实行十项改革，与前次大同小异。赵佶以为这次危机也会很快应付过去，可惜历史不再给他机会。没几天，他自己也绝望，只好诏太子监国，自己准备逃亡，“去意益急”。第三年，他就成了金国的俘虏。不难想象：假如4年前那次改革有诚心，能够坚持下去，挽回民心，是不是可以团结更多的力量抗金？赵佶对改革作用的认识肯定有，不然不会到最后关头还想到改革。然而，他没有改革的诚意，只想麻醉一下百姓，自欺欺人，终被“夷狄”欺到死。赵佶式的改革看似笑话，实际却不少。

●疫苗式改革

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可怕的传染病，如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等。天花初期像感冒，没几天就可能变成一具全身肿涨的怪物，死亡率高达25%，侥幸活下也很可能变成一脸麻子，所以又名“痘疮”。帝王虽然霸占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对天花也无奈。据说在东晋著名药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世界最早关于天花的记载，并能治疗、预防。可是，清顺治皇帝为8个儿子中选谁为太子犯愁，康熙脸上有几颗浅浅的痘痕，居然成为入选的理由。原来当时已比较开放，任用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汤若望也通现代医学，说顺治患的不治之症是天花，康熙脸上有痘痕表明他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疫力，而其他皇子都没出过天花。换言之，没出过天花的还会出天花，夭折可能性更大。皇室对于天花都只能听天由命，百姓更是束手无策。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于天花的防治效果显然很有限。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牛痘，后来英国又发明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全世界推广。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郑重宣布，全世界消灭天花病。疫苗式改革，历史上说得不少，如高喊“均贫富，等贵贱”之类口号，一个个说是要解决贫富贵贱问题，迄今也没有哪个地方真正实现。历史上像疫苗式的改革不多，仅如景圣中兴等。

相应地，改革也可简单划分这样两类：一是两眼向后的改革，好比医治天花向后去找古方；二是两眼向前的改革，有如向前找疫苗。是让保守派牵着鼻子后退，还是让改革派引领前进？需要政治家作出抉择，也是臣民需要参与的抉择。正如著名学者福山说：“人类只有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才可以谈论进步。”在错误的方向“进步”，只能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悲惨。问题是中国儒家始终像孔子、王莽等人那样“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

●细胞式改革

到现代医院体检，或是看病，血常规化验有20多个项目，医生往往首先查看白细胞（WBC）是否改变。白细胞旧称“白血球”，是人体与疾病斗争的“卫士”。当病菌侵入人体体内时，白细胞能通过变形而穿过毛细血管壁，集中到病菌入侵部位，将病菌包围﹑吞噬。然而，如果体内的白细胞数量高于正常值，很可能是身体有了炎症，容易发生脑梗死，甚至造成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即大众熟知的“白血病”；少了也不行，容易造成头晕、乏力，肢体酸软，食欲减退，精神萎靡、低热，即中医所谓“虚劳”。所以，要关注白细胞数量变化，多了用药物减少，少了用药物增多，保持身体健康，治愈疾病。还有更尖端的现代医学：在细胞中持续稳定表达特定基因或干扰特定基因表达，简单说是“构建稳转细胞株”。据说这种医术能保证15代以内稳定转染细胞稳定表达，也就是为你身后500来年的子孙们提供健康基础。

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文化。百年前，阿拉伯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抱着同病相怜的态度，旁观了中西文化冲突。他冷静地写道：

中国服膺和平之道，希冀以工、农、商诸业建设成就以固国本，然而各业建设固然重要，坚兵利器仍不可缺少。即以人体为喻，红血球固然为健康身体所必需，但白血球用以抗御病毒之入侵，也必不可少。中华帝国之躯，并不缺少红血球，但白血球几告匮无。

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比中，中国文化显得白细胞匮乏状，怎能不“虚劳”？文化改革是全面的、深化的、彻底的改革，是整个民族的进步，乃至促进人类的进步！曲高和寡，这类改革显然不可多得。差不多近似的，我们历史上只有孝文中兴和同光中兴。很遗憾，孝文中兴显然猛补过头，同光中兴则滋补不足，所以终究还都失败。

六、改革中兴与国家命运

为了形象地说明王朝的命运，我给新书绘制了一些示意图，先拿几幅来用。元朝没有盛世也没有中兴，所以基本就是一个三角形。秦朝如果画出图，那是一个更典型的三角形，秦始皇一死直接下降，那上面就是一个转折的点。隋朝也是这样，那个点是709年。

其他王朝就不一样。唐朝，从618年到755年“安史之乱”，如果没有后来的中兴，那唐朝也就此结束。因为有中兴，延续到907年。前面几个治世、盛世推进到高原，后来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延续发展，其上部就不是一个顶点，而有多个。如果用弧线将那些点连起来，就大致呈椭圆。长一些的王朝像一个横放的蛋的上部，短一些的王朝则像一个竖放的蛋的上部。唐前期即618至755年只有137年，后期延长了152年。明朝也是这样，从开国1368年到1487年弘治中兴前夕只有119年，经过弘治中兴、隆庆之治及万历中兴，延至1644年，延长了157年。

现代西方国家，无不从改革中受益。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讨论116天，投票569次，1789年即独立后第6年，法定建国日的13年后，宪法前一部通过，美国政府才开始工作。但它还必须有“宪法修正案”，200多年来已成功修改27项，另有6项未通过。托克维尔说：“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日本长期“慕夏”，646年开展的“大化改新”运动，就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从政治到经济方面进行大改革，实现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连年号都中国化。19世纪欧美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纷纷入侵亚洲。日本和中国类似，也被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不同的是日本及时进行深刻的自省，发觉儒学已落伍。

荷兰是个西欧小国，才相当于两个半北京，但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破天荒“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当时欧洲宗教迫害严重，荷兰却勇于改革开放，崇尚自由贸易，不论信奉什么宗教，都欢迎到荷兰做生意。于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朝荷兰奔去。荷兰迅速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这样一种骤然巨变，深深地启发了日本人。他们将荷兰文化誉为“兰学”，而将儒学贬为“固陋”，嘲笑中国是“夜郎国”。于是，日本实行千古大改革，舍近求远，与亚洲诀别，改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他们的“明治维新”比我们的“洋务运动”更迟，但更富有成效，转身就将中国这位老师打得惨败。现行10000日元纸钞上印的人物头像不是天皇，更不是首相，而是那位鼓吹“脱亚入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

“明治维新”留下了一大隐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毁灭性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又实行“民主化”改革。首先是改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手段。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取消天皇总揽国家的统治权。此外，还在教育和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改革。经过几十年发展，日本又崛起为现代国家，经济、文化在全球都有较大影响。在英国BBC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调查中，日本多年名列前茅，2012年度还居第一。同时，连续42年被评为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国家之一。由此可见，日本又一次脱胎换骨，华丽转身。

不必讳言，我们现在与日本有矛盾，但真的就因为那个小小的荒岛吗？笑话！我在《危世图》中写道：

日本人公然声称“支那固陋而自灭”，是“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而“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福泽谕吉还认为日本在东洋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日本要取代中国文明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

说透了，中日争的就是亚洲的领导权！历史上，亚洲长期是中国领导的。随着儒家文明越来越僵化，被西方文明超越，日本人不买帐了，“脱亚入欧”，回头就要来取代老师的地位。我们知道，第二次大战时期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及东南亚许多国家，打的旗号就是要建什么“东亚共荣圈”。“东亚共荣圈”早破产了，日本脱下军装换上西装，改而在经济、文化方面快速发展。目前，安倍似乎又在领导日本进行第三次大改革。我认为：

当今日本究竟何去何从，目前仍难下结论。我想：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自强不息、改革不息的精神值得钦佩。如果没有第一次大改革，日本可能跟东南亚一般小国差不多；如果没有第二次大改革，日本可能连东南亚一般小国还不如。如果再有第三次大改革，而我们如果还“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逃避大改革的话，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为此，我呼吁我们深层次的文化大改革，我们的“文艺复兴”运动！事实上，东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本来就是同源，同出于“轴心时代”，只不过后来出现背离，西方被宗教误导，中国则“独尊儒术”，而汉儒“三纲五常”、宋儒“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又对春秋儒家背叛。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从古希腊那里找到了源头，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新从“人”出发。国学大师汤一介在他代表作《瞩望新轴心时代》中进而指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只有“人”的文化，才能将中国现实与孔子、马克思及现代西方人沟通，实现中华各民族、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大同”！所以，让我们也像欧洲当年那样，重新从春秋百家出发，吸纳2000多年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创新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复兴千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七、结束语：我看当前的改革

《危世图存》出版后，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历史版编辑曹颖新老师约我写篇文章，我便写《超越中兴》（见《学习时报》2017年3月13日第7版）。正视中兴留给历史的遗憾，但强调——

我们不能因此小视中兴的意义……一个个中兴，好比一节节火箭助推卫星升入太空。

正是基于此，笔者才畅想国之永恒。就如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次疾病、康复，中兴也如此。人的生命有极限，而人民生生不息。只要及时深化改革，超越中兴，完全可能让历史走出治乱循环圆周式的轨迹。

所谓“超越中兴”，换言之就是要将改革进行到底！不要满足于初浅层次的改革，满足于一时“中兴”表象，而要不断深化改革，切实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彻底摆脱治乱循环圆周式的轨迹。

电脑计数约：12200字

   2017.10.27作者审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