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28日，汕头大学副校长林伦伦在汕头大学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到会数十人，研讨气氛热烈，为中国语言文化学会的组织活动画下了一个句号。

特别说明：学会虽然多年来一直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家民政部申请登记，但终因语言学科已有若干同类学会而未获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社团管理越来越严格规范，学会认为应该遵守有关法律规定，不宜再以学会名义独立开展活动。加上此时学术界发生了一些关涉到学会成员的较激烈的争论，也不利于平和、真率的学术探索，而文化语言学本身经过10多年的突飙猛进，也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沉淀、思考。因此学会在汕头会议上决定，今后不再以学会名义开展活动，相关研讨活动将以各主办单位自己的名义举行。至此，学会的正式学术活动全部停止。

1997年，宋永培在四川大学、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外文化与文论》（总4期，1997）主持了文化语言学思潮兴起12周年纪念专栏，刊登了七篇文章，对中国文化语言学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游汝杰的《谈谈文化语言学和人类学语言学》、宋永培的《培植学术研究的根基迫在眉睫》、苏新春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步入平和发展时代》、张公瑾的《语言学思维框架的转换》、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的困境与出路》、李华的《文化语言学之我见》、李亚明的《应理解与处理好十种关系》。苏新春在文章中指出：“以1985年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出生年的话，现在它正好走过了一个轮回，走过了12年的历程。如果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在问世之初给人带来更多的是奇异和惊诧，那么现在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平和。平和之形象，平和之舆论，平和之观众。平和表明它不再是‘热点’，而‘新闻价值’的下降赢来的却是学术上的逐渐成熟与学术地位的逐渐稳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不论它受到多大的抨击或责难，只要它最终能为人们所容纳、传播，就说明它是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看，这种平和正是文化语言学所渴望看到的。它表明，文化语言学在结构观一统天下的中国语言学界已经赢得一席之地。”这是客观而准确的概括。可以说，宋永培主持的这个专栏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也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会的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作了一个较全面、客观而有力的总结。

时光荏苒，在中国语言学界中“文化语言学思潮”近三十年来，承蒙黄南津兄的盛意，2013年秋天在西南学术重镇广西大学召开了“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当年共事的朋友重新聚首，有了共同的回忆，也有了更多的展望。希望以后在合适的时候我们能以更详细的笔墨来写出这段历史。如果有此幸事，南津兄当记首功。